可即便按照思路去定调，陈宦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从社会关系上来，秦时竹集团在奉天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在军、警、商、农、学各界中都广有人脉，光是辽阳实业每年上缴之税就占到奉天税赋的五分之一强，再加上与谘议局议员荣辱与共、休戚一体的利益体，动了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不由得让他投鼠忌器。而更加危险的是，站在秦时竹集团背后还有德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就不用说了，辽阳集团的产业大多数是用德国技术和人材，光德国技师就有两百多个。而和日本人的这层关系更是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起先别人告诉陈宦新洮路、吉长路是秦时竹出面谈判时他还当作笑话――奉天没人了，居然让武将去交涉。但恰恰是这个武将将别人谈不成的事给谈成了；剿灭蒙匪，派了好几批都没办成，秦时竹派了个戈什哈副队长出马就搞定了，他似乎明白了徐世昌重用秦时竹的用心。眼下，铁路公司已经成立，动秦时竹便有挑衅日本人的嫌疑，即便他再有勇气在这个地头蛇上动土，招惹日本人的后果也是他所不敢的。不要说他陈宦不敢，就是朝廷也被洋人吓破了胆，到时候锡良再宠他，恐怕也保不住他。

陈宦是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物，虽然暂时没有对付秦时竹集团的好办法，但却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陈宦不是小人，也不会轻信他人，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只能让他一笑了之——抛开任何偏见，秦时竹是奉天最有能力、最具品德的官员，但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让他本能感觉到了危险。事出反常必为妖，倘若太平盛世，秦时竹说不定是能臣干吏，但大清已是风雨飘摇，这样的人物是祸是福还真不好说。他对锡良说了自己的担心，原本锡良也颇以为然，但奇怪的是，最近一段日子锡良却似乎有些改口，只说了声“切勿多言，我自有主张”轻描淡写地过去了，若不是总督在其他事上对自己仍然言听计从，陈宦几乎要怀疑锡良是不是已经听不进自己的劝解。锡良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陈宦虽然不解，但他是个识趣的人物，也不再多问。

他不知道的是，总督大人遇到了只有总督才有的烦恼。最近一段时间，各省谘议局纷纷召开第一届常会，奉天谘议局亦在其列并且提交了众多议案，有督抚交议案、议员提议案和人民提议案等，内容千奇百怪，但总的说来是要限制总督的**统治。这还不算，锡良提交的筹集资金建设葫芦岛港案（90年月徐世昌特聘英国工程师秀思对葫芦岛附近海域进行勘测，认定此处为建筑港口适宜之地）和移民屯垦案满以为对奉天建设大有裨益，不料一干立宪派议员居然不理不睬，没人肯出钱支持，很是让他伤脑筋。后来有个幕僚给他出主意，说奉天的绅商大都惟沈麒昌、禹子谟两人马首是瞻，只要这两人肯出面，这事就好办，而只有找到秦时竹，由他去说服，这两个人才会出面。

但锡良不信邪，撇开沈麒昌和禹子谟自行前去接洽其他绅商，结果回报时的结果大同小异：所有人都对总督表示恭顺和客气，但一说起钱，都吞吞吐吐，没有痛快话，要么就干脆表示一定要等辽阳集团有所动作他们才肯参与。

锡良没有办法，只好按这个思路找秦时竹谈了一次。说来也怪，等正式开常会的时候，这些议员纷纷表示可以出钱。陈茂德（夏海强的老丈人）带领一帮人准备筹建东北屯垦公司，由他们招募失地农民，先期发给种子、农具、路费，三年后与官府按地租五五分成，以十年为期。港口建设也募集到了00万元启动经费，明年春天就可以修筑了。

更让锡良意外的是，秦时竹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骄横跋扈，反而是个谦谦君子，一口一个“大人”，言谈举止中对奉天局面的发展思路清晰、条理明确，颇有章法，事帮他办成不说，临走时还孝敬了一张两万元的银票。到了这个当口，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与污蔑锡良已有9分怀疑，倒是认为徐世昌临走时特意关照说秦时竹“能办事会做人”的评语恰如其分。当然，陈宦的话他也信，锡良哪里会嗅不出秦时竹身上的与众不同呢？但目前的奉天局面他觉得还不适宜向秦时竹开刀，至少现在不行。

由于缓解了立宪派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又为议员争取到了实际利益，谘议局正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袁金铠在私下里都对秦时竹表示了感谢。特别是前者还兼任着奉天师范学堂的监督，秦时竹那张5万元的银票也帮他解了燃眉之急，好感倍增。

到了909年2月间，秦时竹稳定了局面，成功渡过了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