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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袁世凯称帝对整个国家与袁世凯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那么张勋所导演的这一场复辟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轻喜剧，从六月初开始这一幕幕喜剧就开始上演了。

1917年6月8日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行抵天津，到达天津之后张勋突然向黎大总统派到天津来欢迎他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请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自8日起至10日止，限于三天之内实行，否则不负调停责任。夏寿康慌慌张张地把这个消息转报黎，黎才感觉到这个调人比叛督更凶，解散国会本来是独立各省所提的条件。如果早肯接受这个条件，就不必请调人来调停了。

黎大总统请张勋出任调人，本是想尽可能满足独立各省要求，而不解散国会。不料这个调人并不是在总统与叛督互相让步的基础之上觅取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而是压迫总统向叛督无条件投降。因此张勋的出现。不是解除了总统的困难，而是加深了时局的危机。尤其不妙的是，“请鬼容易送鬼难”。此时如果拒绝张勋的调停，又怕把调人赶到敌对的一方面。

9日，张勋没有等待黎大总统的回音，就派辫子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这是公开向黎大总统示威的一个步骤，仅在几天之前，黎大总统采纳了李经羲的建议，想利用张勋去退督军团的兵，而此时最感迫切的是退张勋的兵。因此，黎大总统急如星火地电令在天津的夏寿康去找李经羲，请他劝告张勋切勿轻举妄动。

13日，黎元洪在步军统领江朝宗副署下，下令解散国会，并通电宣布苦衷。

14日下午3时，张勋偕同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等乘专车到北京。黎大总统派丁槐、钮传善、方枢为代表，到站欢迎的还有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

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用黄土铺在地上，军警夹道警戒，并分段布置辫子军的步哨和岗位，城楼上和墙上都站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以前皇帝出巡的气派。张勋的汽车所经路线，先派马队驱逐行人，东城和西城的交通断绝达4小时之久。在警戒线内。行人不能通过，但是一切外国人却不在此限。黎早已传令打开中华门迎接张勋。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门为了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第一次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宋教仁等五专使，第二次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北京市民从门角弯里偷看“张大帅”，只见他头戴瓜皮小帽，帽子中央嵌有宝石一方，脑后垂有大辫，身穿纱袍，套以佛陀金边的玄色大马褂，脚穿乌缎鞋，这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怪物。

16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偕同定武军四个统领乘汽车到神武门，换乘肩舆到清宫，由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导入养心殿谒见溥仪。张勋行跪拜大礼，自称奴才恭叩圣安。溥仪赐坐，赏以紫禁城骑马，四个皇妃也都到养心殿来和他接谈。溥仪赐宴，并赏以古磁及名画多件。接着又到东交民巷遍访各国公使，日本林公使设宴予以招待。

此后两个星期，张勋一直在京城联络各方，并与大总统黎元洪商讨新任内阁人选，丝毫没有要进行复辟的征兆，着实麻痹了很多人，就连远在宣化的唐之道都有点疑惑了，他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压根记不起来具体的日期了，只好早做准备。

还好等得不算太久，30日傍晚，张勋偕复辟派陈宝琛、刘延琛两人偷偷地溜进了清宫，举行了一次“御前会议”，会议完毕后，张勋从容不迫地前往参加迎宾馆宴会，然后再赴江西会馆的堂会，这是江西同乡为了欢迎同乡上将军，请了北京的名伶大会串，张到达时已是夜晚11时，他好整以暇地问梅兰芳的戏何时上场，主人问招待员，招待员说要黎明4时上场，张即命提前于12时上演。待梅的戏演完后，张即站起身来，拱手告辞，乘车回寓。返抵张宅，立即命人分途邀请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和吴炳湘来寓会商要公。

这晚上步军统领江朝宗接二连三地接到安定门和西直门守城兵士的电话，报告辫子兵在叫城开门。江朝宗感到有点不妙，命令守军不许开门。电话挂上，他想找王士珍请示，怎知王士珍已深夜来访，这位平素很有修养的北洋大将，今晚也慌了手脚，只说：“复辟就在顷刻”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