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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阿鸟在大庭广众下给了博大鹿不少难堪，心里却没有任何的偏见，博大鹿就像一路走来的老将士，总会被新人在能力上超越过去，但这不应该是什么接受不了的事情，东夏聚集的才俊越多，允许新人超越旧人，才会越强大，自己唯一要去做的，就是鞭策他们，当然鞭策完也应该多作鼓励，鼓励其接受新的事物。假战结束，他把博大鹿要在身边陪同左右，明明白白地告诉博大鹿，这一次假战，除了要检阅军队的作战能力，还要帮助吴班在军队建立威信。
博大鹿虽然嘀咕别人踩了自己的肩膀，但这一次假战，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窝囊，打得乱七八糟，一战即败，没什么好说的。
狄阿鸟就烟花传讯的利弊询问他的看法，又抛出“快战”和“准确战”给身边的将领讨论。
博大鹿战争经验丰富，也就“快战”提到自己看法。
“快战”的思想是狄阿鸟根据草原部族的特点提出来的。
草原上部众往往太多分散，汇集兵力不易，有很多部族今年的春上决定去攻打敌人，可能到了明天秋天，才能够有条件实现，之间只是常备兵力之间的小打小闹，反倒将战略意图暴露出来，而纵观草原上的战争，但凡偷袭鲜有不胜，逼得各个大部为预防相互偷袭，相互约定不得不宣而战。
夏侯武律联合龙青云针对党那人的战争就是一次活生生的范例。
当时虽没有提出快战的理论，但实际上就是在那么做。
他们根据党那人聚合成军的缓慢，聚合成军后一团散沙的状况发动战争，二三个月内横扫东夏，兵锋所指，鲜有不克，而战争结束后，伤亡小，战果大。
而且草原上没有什么城池缓冲，骑兵推进迅猛，战争的节奏要求也高，虽然不少部族习惯变战败为伏击，但多是针对追击缓慢，对敌情不熟悉的中原军队才有较高的成功率。若是知己知彼，推进有序，这种伏击的意义并不大，即便是小战胜了，追兵也随之汇合，便伏击为反伏击。
狄阿鸟提出“快战”，就是建立在以上基础上，但思路更为开阔，这种快战包括两只军队相遇，不作调整，随时投入，先小股再全线，遇敌阻挠则绕过包围，快速分割迂回，进行围歼。
相对应“快战”，还有“快败”。
那就是战事失利，敌我悬殊，遇敌之后要快速败退，但这种快速败退并不是真的溃败，而是制定能够甩脱敌人的集结地二次集结，甚至根据敌人行军拉出的间距，对部分冒进的敌人进行围歼，最后达到以少胜多。
他把精华提炼出来，就是一个字“走”。
而延伸到整个大的战场，就是兵贵神速，纵深战，跳跃战。
这是东夏的优点。
即便是在草原上，东夏优良的马匹和充足的精料也能成为这种战术的保证。
而“精确战”，则以大小将士熟悉地形为基础，进行多方渗透，甚至己方军队撤退，却在险恶的地形下保留战场生存能力强的小队来搜集情报，然后根据他们传递回来的一系列情报，对敌人的军力分布和行军路线进行分析和预测，之后再发动严密的攻击，甚至以小股精锐进行“斩首”。
对应着“精确战”，他还提出一个相对应的战术——“混战”，在难以摸清敌人虚实，以及自己军事被对方明了的时候，要打乱军事意图，多扰多攻，多进多退，借战场上敌人的反应来确定敌人的军事分布和战略意图，然后进行搅乱和相应的反击。
而“精确战”和“混战”的精华提炼出来，就是两个字“找”与“准”。
他之所以突然抛出这两种观点，那就是对拓跋氏的重视，拓跋氏雄踞草原不是一天两天了，尤其是他自己，也曾在拓跋巍巍手里吃过败仗，而且是胜着胜着，突然遭败，糊里糊涂就腹背受敌。
一想起来，那眼前就就血水浑河的场面，心里深为痛耻。
所以这两种观点都是针对拓跋氏提出来的，首先就是“快”，拓跋氏“南人北迁”给了他一个契机，得到响应的契机，而他现在正在做着的，都是怎么麻痹敌人，告诉敌人自己参战之心不强。而自己一旦参战，自然雷霆万钧，势如破竹，迅速汇集北方响应自己的军队，切断拓跋氏的退路，不给敌人半分重整的机会。其次就是这个“准”，自己带来的嫡系兵力不多，只有用好这个“准”，配合着“快”，才有奇效。
不管他身上有什么光环。只有他心里才会明白，拓跋巍巍不是龙摆尾，不是巴伊乌孙，不是纳兰明秀，确确实实是自己还在吃奶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威震草原了，而且不是身为一个军事将领，而是身为一个统帅。
他明白这里头的区别，与其说以前的胜仗和军事有关，不如说在于他对战局和人心的把握。
倘若不是自己找到巴伊乌孙的弱点，看透他草原流寇的本质，逼他倒行逆施，是不可能自己的兵越打越多，对方的兵越打越少的。
倘若不是纳兰明秀全局观不强，他就不会勾引拓跋氏壮胆。
勾引拓跋氏还不如他自己拿纳兰部孤注一掷，勾引了拓跋氏，纳兰部本身就不敢尽全力，害怕引狼入室，起码纳兰山雄抵触，提出一人押一方的主张，而拓跋氏兵马远道而来，无所藏锋，不能劳而无获，来了就得打，无所谓时机对不对，而那时针对高显的战争已经接近了尾声，自己手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与此同时，纳兰明秀与拓跋氏的勾结得罪到也速录，更使其它众多部族受到倾轧，起码也速录这个时候就彻底地站到狄阿鸟这边，看着狄阿鸟毁灭他的盟友。
龙摆尾更不用说，他用龙多雨，一开始就败在人心上，后来又有心保存实力，以生蛮作战，根本控制不住局面。
拓跋巍巍却不一样。
他与中原历史上大多数皇帝又不同，出生在马背上，接触过中原文化，身经百战，手段多样。
就像是在不占大义的局面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愿意向中原臣服，只在于臣服条件，然后以中原朝廷不肯他臣服，令部下、百姓生出对抗朝廷的决心，而后诟病巨大的“南人北移”，看起来残忍，成效却很明显，朝廷连番征伐，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政权巩固，地盘扩大。